向低碳經濟的轉型關乎巨大得失。那些能重新定位，抓住低碳未來機遇的企業將成為贏家。

氣候變化是許多企業高管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媒體對此問題也高度關注，政界亦對此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市場對清潔技術企業的估值有了顯著上升，而企業的碳足跡成為了高層管理者的重要議題。企業除了積極參與討論外，還必須採取什麼行動來應付氣候變化呢？它們怎樣才能從這些行動中獲利呢？

我們認為，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已經開始，企業必須做好準備迎接這一轉型；作為如今碳排放密集型經濟核心的能源業、運輸業和重工業企業尤其必須這麼做，許多其他產業的企業也必須做好準備。如果氣候科學當前的研究沒錯（其估計值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那麼，在理想情況下，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到2050年應比目前水準減少90%，如此方能將全球變暖幅度控制在二攝氏度以下1。為了實現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考慮到經濟增長，全球經濟的碳生產率2應每年增長5%~7%，而在碳排放尚未構成問題的年月裏，這一增長率僅為1%。 經濟增長必須從根本上與碳排放量的增長脫鉤（圖1）。

麥肯錫公司對可能的碳減排方法所做的成本曲線分析3顯示，當前技術和能耗模式所實現的漸進式增長能產生重大影響，但遠遠達不到必需的碳生產率增長。我們必須開發能大幅減少能源消耗和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的新低碳技術，然後廣泛地應用這些技術。 

在過去五年中，國際社會整體上已清楚地意識到了氣候問題的嚴峻性。氣候變化和環境成為了全球消費者最關心的社會政治問題4。眾多行業的企業高管無論是否相信氣候科學，都已開始認識到，這一思維方式是企業必須直面的現實5。

雖然對於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將如何開展仍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此事在未來二十年內甚至更長的時間裏將關乎重大得失。有的企業將成為絕對的贏家，有的企業則將明顯落敗。實際上，最終的結果可能和工業革命使得生產從手工作坊向能源密集型工廠轉型一樣明確。為了幫助企業從正在來臨的轉型中獲利，企業管理者必須開始仔細重新定位自己的企業，以迎接低碳未來。這一分析和任何戰略回應都以三項相關的發展為出發點。

首先，企業將努力優化現有資產和產品的碳效率，包括基礎設施（樓宇、發電站、資料中心、工廠）、供應鏈和成品（汽車、平板電視、個人電腦）的碳效率。要實現這一優化，企業需採取提高能源效率的舉措，並向核能、風能、太陽能和地熱等碳排放量低的電力源轉變。

其次，對能滿足持續、大幅減排要求的新型低碳解決方案的需求正在增長。打破現有產業佈局並創立新產業的價值鏈將會湧現出來，例如，以向發電廠大規模供應生物能為基礎以及以第二代生物燃料為基礎的產業將會崛起。那些鼓勵電力和運輸業中消耗更少能源的供應商和終端用戶的新業務模式，其重要性將不亞於新技術。

其三，公共政策和對能源價格將居高不下的普遍觀念正在推動上述兩項發展。整個經濟領域即將出現的突變可能出現在上述第一項發展中，這在很大程度是由監管所驅動。

優化現有資產和產品

在今後三到五年中，能源、運輸和其他重工業的企業需要針對氣候變化採取重大行動。那些到目前為止在關於氣候變化的爭論中還不那麼引人注目的行業，比如消費品、高科技和金融服務等行業，也需要行動起來。考慮到重工業的資本存量周轉較慢，重工業企業的應對舉措主要是優化現有資產的碳效率。

這一發展將對能源供應商產生重大影響，因為需求將逐步從高碳能源向低碳能源轉移；它也會對設備供應商產生重大影響，因為低碳技術（比如改為使用生物燃料的汽車發動機）的競爭力將越來越強；此外，這一發展也會對物業業主產生重大影響，因為對高碳房地產的徵稅將更重。大多數企業作為能源使用者，必須遵守更嚴格的技術規定和標準，並獲得節能技術。要想從這一轉型中獲利，企業領導人必須考慮多種方法。

通過改進碳效率的運營來削減成本

大多數行業的許多企業都有機會通過削減能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量來節省成本，從而獲利。我們的研究顯示，許多企業能達到20%~50%的削減幅度，有些企業甚至能達到更高幅度，同時，企業的成本競爭力也將加強。當企業能夠因減少碳排放而獲得碳排放配額時，減少碳排放量對企業來說則尤為有利可圖，因為碳排放配額可以根據《歐盟排放交易方案》出售給其他企業。然而，全球平均只有24%的高管（能源和基礎材料行業高管的這一比例大約為50%）表示，所在企業已為運營制定了碳排放目標6。

高管們應在理解所有可能舉措的重要性和節省力度（或成本情況）的基礎上，設計目標宏大的碳減排計畫。各行業企業的舉措和目標自然會很不相同。例如，鋼鐵企業與金融機構的舉措和目標就很不同，因為鋼鐵企業採用能源密集型生產流程，而金融機構的碳足跡主要來自樓宇、資料中心和差旅以及通過資產組合接觸能源密集型高碳排放資產。

作為一個簡單的起步舉措，任何企業都可先改善自身內部能源效率，並且在合適的情況下，使用碳排放量低的燃料。更好的保溫隔熱材料和節能照明系統經常能快速帶來減排成效。對於重工業來說，對生產進行重新配置，也會是一項有效的舉措。比如，重工業企業可以通過對生產流程產生的熱能進行再利用來發電或為後續的生產環節供熱。再比如，機器和機泵等設備的產能經常過剩，就可以削減其產能，使之符合實際的生產需求。類似地，金融企業可以通過重新配置資料中心，比如去除多餘的應用程式、安裝新的伺服器以及優化佈局，來提高熱能利用效率，從而節省能源，削減成本。大多數企業還可以通過減少航空差旅並關閉閒置狀態的機器和燈具來改變自身的準則和行為。來自同事的壓力和內部的激勵機制可以推動某些行為轉變。運動感測器等成本相對較低的技術也能對減排做出重大貢獻。

然後，各企業應更進一步，在其整個供應鏈上推行成本削減和碳減排舉措；供應鏈很長的企業尤其應如此。比如，零售企業、汽車製造企業以及消費品企業等。為了大幅削減碳排放量，企業在選擇和洽談供應商時，應制定硬性要求和關鍵績效指標，就像它們如今為成本和品質制定標準一樣。由於許多分包商對這一領域所知甚少，有時可能必須幫助供應商減少碳排放量。

企業可縮小碳足跡的第三個方法（對許多產業來說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設計由低碳原材料生產的產品（比如，新型電腦或汽車），以及在運營中降低能耗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一家全球性的生產企業對企業總的碳足跡的分析結果顯示，10%的碳排放量來自企業自身的碳排放和電力消耗；15%來自供應商的直接碳排放和電力消耗；75%來自產品中所用原材料的碳成分。 

重新定位資產組合

能源企業和重工業企業也可以通過對自身資產組合進行重新定位來獲得戰略優勢。它們可以出售那些一旦實施或加強碳排放監管，其競爭力就可能會減弱的工廠。另一方面，它們可以收購那些將從公共政策動向中獲利的資產。另外，它們可以將投資組合向碳密集度較低的工廠和技術轉移。要想從此類資產組合重組中獲利，企業不但必須更好地理解氣候監管將如何影響自身所在產業，而且必須比競爭對手更快地採取行動。為此，領軍企業正在開發基於具體情境的模式，即以分析與供求和監管有關的眾多事實和假設為基礎的模式，以求幫助高管們在優化資產組合上做出周全的決策。

能源密集型產業的許多企業都將面臨何時以及如何向低碳經濟轉型的複雜問題。老牌企業一方面必須提高其現有高碳資產的短期碳效率，保護這些資產的價值。另一方面，它們必須抓住當前的低碳業務機會，並為未來增長打下基礎。要實現增長，高管們必須理解碳排放問題將如何影響企業現有的和潛在的客戶群，而這在許多產業並非是可以直觀理解的。開展這種分析的一個實用切入點是：假設所有以極低的成本或無成本實現減排或得到公共補貼的活動都可能很好地代表了增長市場。例如，在化工產業就有兩個有意思的機遇：改良了的保溫隔熱材料和甘蔗燃料所用的酶（圖2）。
 

在碳交易市場中獲利

《歐盟排放交易方案》和可能在其他地方建立的類似監管機制對銀行和其他理解碳價格驅動力以及碳交易市場發展過程的實力型交易商來說是理想的機制。《歐盟排放交易方案》的排放權總交易價值是每年400億歐元左右。如今的交易量只占這一總價值的小部分，但正在增長。其中許多角色是富有吸引力的，比如為投機目的購買或出售碳排放權，或建立能幫助系統外的企業以低成本方式實現減排的清潔發展機制專案，然後在市場上通過出售排放權來獲利。

一些先行者已經贏得了巨額的回報。例如，法國化工企業羅地亞公司（Rhodia）通過在韓國和巴西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大幅增加了自身收益。這些項目每年減排1,100萬到1,300萬噸溫室氣體，每年都帶來巨額的價值。我們相信，在未來幾年中，碳交易市場的數量和成交量都將增長，這些市場將變得更具吸引力。

發展新型低碳業務

與優化現有基礎設施的碳效率的各項工作同步，企業將展開重大行動，為新的基礎設施大舉開發更有效的低碳解決方案。通過建造或製造新型住宅、廠房或汽車來實現減排的成本，通常比通過翻新改進現有資產來實現減排的成本更低。實際上，監管法規必須鼓勵這些新型的低碳解決方案，因為只有這些解決方案才符合到2030年在溫室氣體排放量大幅減少的前提下全球 GDP 實現翻番的預期目標。 

使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的需要將帶來產業的新生。例如，林業和生物能源業的情況顯示，通過向發電廠大規模供應生物能，一條重要的新價值鏈可能將出現。另一條新價值鏈可能以纖維素乙醇為基礎；這種能源的成本如果能像許多人預測的那樣快速降低，則將帶來運輸燃料供應模式的重大改變。如果監管條件合適，電力企業和物業業主可能結成新的聯盟，以分散的形式生成電力（例如，通過屋頂太陽能板來提供）（圖3）。
 

同時，由新技術驅動的業務將湧現出來。碳收集與封存（CCS）7如果在技術上和商業上都證明可行，則將創造一個新的產業，它的年營業額到2030年將達到400至900億歐元8。我們也相信，整體性的低碳理念將從智囊團湧向街頭巷尾及各個工廠。例如，阿布扎比正在興建的馬斯達爾城 (Masdar City)將成為一個沒有汽車，只有磁浮列車的超低碳城市，所供電力全部為零碳電力，並且在水力使用和廢棄物處理上符合嚴格的規範。今後30至40年在亞洲和中東很可能出現大規模應用此類理念的機會；在此期間，這兩個地區還會有3億至5億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

如何才能成為贏家？要促成新的低碳業務模式和價值鏈，其根本在於和諧整合。例如，太陽能電力價值鏈涉及來自半導體產業、石油與天然氣產業、消費電子產業和公用事業的競爭者以及專營企業競爭者。大贏家不但需要具備獨到的眼光和專有技術或能力，還需要擁有將自身技能與各個產業的技能進行整合的能力，從而創立新低碳業務的整套價值鏈。此外，這些贏家還需要聯合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利益相關者並引導監管環境的發展，從而使在社會層面高效的解決方案在經濟層面也具有吸引力。例如，電動汽車行業的新興企業正在尋求建立電力企業、汽車電池高科技供應商、市政工程企業以及消費者之間的聯合公會。

影響監管環境

對於許多產業來說，監管舞臺關乎巨大得失。排放交易方案的精確設計能對利潤產生重大影響，具體取決於自由排放許可程度、新生產設施的許可權分配情況，以及將價格上漲轉嫁給終端用戶的能力。例如，在今後一到兩年內，歐洲議會將就《歐盟排放交易方案》內的未來排放許可權分配做出決定；就航空業而言，這些許可權的價值可能高達30億歐元，比全球商用航空業2006年全年利潤還高9。類似地，政令和補貼對於太陽能發電和許多其他新興環保型技術的商業可行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未來幾年內監管環境將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歐洲委員會正在就《歐盟排放交易方案》在2012年後的設計與各成員國磋商。在美國，聯邦政府將實施什麼樣的系統，甚至會不會實施某種系統，都存在不確定性。無論如何，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組織（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於2007年12月在巴厘島召開的會議批准了一項全球磋商流程，根據這一流程，該組織將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再次召開會議。許多觀察家都認為，哥本哈根會議將確立未來全球系統的總體原則。

作為低碳企業戰略的催生劑，監管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意味著，許多企業都會認識到自己必須影響監管格局，不僅要影響其根本性的政策原則，而且要影響技術性的監管工具。各企業需要與監管者緊密合作以求獲得保障；例如，確保監管規定不會無意中促使企業將生產從碳成本較高地區碳排放量相對較低的工廠轉移到監管力度較輕地區碳排放量較高的工廠。對於以事實為基礎的主張，如果以合適的方式提出，政策制定者是會持開放態度的。歐洲的許可權分配經歷使政策制定者們看到，他們必須快速地瞭解情況並適應；如果他們不考慮產業的意見，他們的政策就不會有效力。不過，企業可以採取多種方法來影響監管環境。

評估與監管攸關的價值並確定對監管的態度

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因監管而牽涉的利益相差巨大，具體取決於企業資產和產品的碳密集程度、企業的技術能力、企業在不同細分市場中所占的份額，以及企業運營所在的地域等因素。確定在每個監管領域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並將這些不同的態度整合為一個一貫而可信的主張，是開展成功的監管管理所必備前提條件。

各企業在確定自身態度時，不僅應根據近期價值，也應考慮在監管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看來什麼樣的態度可能是可持續。例如，自律性的目標可能使得企業有機會通過自身力量實現減排。但是，要持續推動減排，這些目標必須可信。歐盟機動車製造商在欣然接受自律減排時就沒有留意這一現實，而監管者後來認為自律減排目標不夠高，轉而施加了遠為苛刻的減排目標。

利用老牌企業或擴張型企業的地位優勢
 

隨著碳市場的發展，老牌企業有機會積累碳排放許可權，從而建立強有力的地位。相比之下，擴張型企業一般擁有由較新、碳排放量較低的資產基礎所帶來的優勢。因此，在航空業，易航 (EasyJet) 對氣候變化採取了積極發表意見的姿態，主張取締歐洲700架碳排放量最大的飛機，並拿易航平均使用年份不到三年的自有飛機與豐田的普瑞斯 (Prius) 汽車的碳排放量進行比較。

在多個層面與監管者互動

今後幾年內，隨著全球、地區間、全國和州層面的監管流程陸續展開，監管磋商和決策過程會出奇地複雜。企業如果能利用合作和聯盟關係來支持自己的主張，並通過直接對話以及努力引導公眾輿論來影響政策制定者，積極參與複雜的互動流程，則將獲益匪淺。許多企業對這樣的舉動缺乏準備。在對全球各地企業高管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說，他們的企業在制定應對監管的策略時會經常考慮氣候變化；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在企業的氣候變化應對工作是由總部高管層以下的管理者負責的。要想成為贏家，大多數企業都需要加強自己應對監管的組織機構，並將相關討論提升到高級管理層的議程中。

氣候變化對於許多全球性企業來說都意味著一場突變。老牌企業應考慮採納一個由三部分組成的策略。首先，它們必須提高現有資產的碳生產率，同時像擴張型企業那樣行動，追求新的業務增長機會，並為未來擴張打下基礎。制勝的策略將駕馭這一棘手的平衡術，並通過第三個方面來予以支撐：有助於引導公共政策發展的監管應對策略，使公共政策既造福環境，也造福企業。隨著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步伐加快，能適應這一步伐的老牌企業將面對一大批低碳擴張型企業的挑戰，這些擴張型企業不受傳統資產的羈絆，而這一對峙有助於新遊戲規則的確立。

資料來源：Per-Anders Enkvist, Tomas Nauclér, and Jeremy M. Oppenheim，Business strategies for climate change，麥肯錫季刊，2008年7月。

作者簡介：
Per-Anders Enkvist是麥肯錫斯德哥爾摩分公司副董事，Tomas Nauclér 是該分公司資深董事；Jeremy Oppenheim是麥肯錫倫敦分公司資深董事。 

注釋：
1.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07年發佈的《第四份評估報告》。

2.碳生產率以每單位溫室氣體排放量對應的 GDP 來衡量，體現了一個經濟體的碳排放表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會如何發展。

3.請參見 Anja Hartmann、Jens Riese 和 Thomas Vahlenkamp 合著的“減少碳排量而不降低經濟增長率：德國之路”，《麥肯錫季刊》，2008年4月。此文附有一系列互動的圖表。 

4.請參見“解決消費者關心的氣候變化問題” ，《麥肯錫季刊》2008年3月。

5.請參見“麥肯錫全球調查：企業如何看待氣候變化”，《麥肯錫季刊》，2008年2月。

6.請參見“麥肯錫全球調查：企業如何看待氣候變化”，《麥肯錫季刊》2008年2月。

7.碳收集與封存（CCS）是一項技術，它將發電廠和其他大型碳排放源的二氧化碳與燃氣分離並將分離出的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而不是釋放入大氣層。 

8.這一估計假設到2030年，每年將有20億到30億噸二氧化碳被封存，每噸封存成本為20到30歐元。

9.請參見 Tim Gibbs 和 Simon Retallack 合著的Trading Up: Reforming the European Union’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公共政策研究院 (IPPR)，2006年。